基于这个本质的区别，佛教在讲因果问题的时候，不是截取大千世界中两个有亲密关系的甲和乙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说自己再增加一些其它的因果要素来研究这种关系。

如果真的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这种人，那么我认为有以下两类人：第一类是植物人，第二类是精神失常的人。这种自然论认为我们大千世界中的一切，包括我们人智慧的高低、爱好的差异、生活世界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区的不同等等都是由天命所赋。

正是基于此，我将性善性恶论者的境界同样判属自私境界，因为两者都一样，一旦触碰到他们所坚持的底线，他们就会找你拼命，甚至不惜把你杀掉。而境跟景又是通假字，《释名·释天》中讲：景，境也。这就展现出生命的百态。因为这也是那些对生命已经有了反省能力的人所做的定论。因为它们各执性善性恶的一端，不能对人的整全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知，也就自然不会对整个宇宙有一个完全的、如实的了解。

所谓的不彻底，就是人性既不能简单地说是善性，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恶性，而是我所体会到的空性。在这样一种灾难面前，不同境界的人表现出来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惊慌失措，有的人毫无觉知，有的人则坦然受死，而有的人不仅坦然受死，甚至还去拯救其他人的生命。宗教研究和宗教信仰，在汤先生那里是有着严格界限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这套理论，无疑曾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它作为一种不间断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必将对今后人类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汤先生的体系化思考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者之间哲学基础上的同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汤先生哲学的终极关怀的所在。

只有创建起真正的中国解释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汤先生罕见的一组论战性质的文章。

汤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情怀，充分体现在他对冯契和张申府的哲学的评价中： 已故的冯契同志是一位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汤先生对于自己经历过的那个盲从的时代，时有痛心疾首之感。今日的科学已大大不同于西方18世纪那时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来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汤先生提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任何哲学体系都会存在一些它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视这为正常的现象。深入阐发汤先生思想的内在结构，探寻其哲学关怀的根本取向，以此追迹先生的哲学之路，是本文的立意所在。宗教生活中有些可以被科学证伪的部分，这些部分的确是可以被称为迷信的。这一丰富的系统性综合，指向的是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思想建设。

这就是：第一，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表现了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思想，不多作分析，而是直接地描述，我们可以称它是一种直观的总体观念。汤先生强调天人合一，首先是在知识论意义上的，既是认知宇宙、人生的一种根本的方法，也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最根本的理解。

情是人之情，景是以天地为景，情景合一是要求人在不断深化其思想感情而感受天地造化之功，原天地之大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美的境界。在这一概括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等哲学的基础问题，被完整地涵盖在其中了。

由于经历过那个残酷斗争的特殊时期，汤先生越发意识到不同思想之间求同存异、交流互补的重要性。汤先生的哲学关怀是极富开放性的。也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大不同。第四，天虽是客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是天地之心（核心之心），它要为天地立心，天地如无人则无生意、无理性、无道德，此可谓之为道德的人本观念。汤先生尝试将传统及现代思想整合进一个综合的系统当中，且一直关注体系化哲学的建构，但又未采取体系化哲学的写作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抱有对于体系化写作的流弊的顾虑，另一方面还源于汤先生在最后几年里开始深入思考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生发出人类普遍价值的问题，而这又和他创建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的探索紧密相关。他的《智慧说三篇》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西方的分析哲学和中国哲学传统较好结合起来的尝试。

之所以着意突显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中国哲学的品格，汤先生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以合一来对治对立。四、解析的范畴 以严谨的哲学范畴构建体系化的哲学，其实是汤先生真正的关切所在。

进入专题： 理性精神 唯物辩证法 天人合一 体系化哲学 中国解释学 汤一介 。对冯契的《智慧说三篇》，汤先生评价很高。

杨立华（1971—），男，重庆铜梁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但本文的几点浅见，至少阐明了一点：汤先生的思想是诠释的、体系化的系统综合。

如果哪一种哲学体系自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宇宙人生的问题，那么我想，这种哲学很可能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它很可能是一种极为荒唐无意义的咒语。虽然汤先生并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思考宇宙、人生问题唯一的路径，但他显然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解决精神、物质二元论问题的一种值得重视的方法。如何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其熔铸到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当中。并在新世纪初连续撰写并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等系列论文。

天人合一是哲学基础，内在超越是宗教性格，两者有机地结合在儒家思想当中。我倾向于把汤先生这种顾虑称为体系的焦虑。

总之，汤先生的思想是诠释的、体系化的系统综合，尽管这一思想的综合并未完成，却给后来的思想者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因此，我们不能希望有一种哲学体系一劳永逸地把所有宇宙人生的问题都解决。

这里，汤先生不仅指出了宗教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科学本身的限度。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夏之卷。

针对这一现象，汤先生开始思考创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在这组评论和回应中，汤先生指出亨廷顿的论调是过了时的西方中心论， 并阐明了人类和谐发展的可能的思想基础。关键词：理性精神、唯物辩证法、天人合一、体系化哲学、中国解释学 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哲学家，却始终拒绝承认自己的哲学家地位，这是汤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难题。早在80年代初，汤先生已经开始留意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

汤先生虽然没有陷入到客观世界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认识客观世界这类问题的细节讨论当中，但他显然对相关问题有深入思考。对于中国哲学，汤先生于儒、释、道三家均有了解之同情。

七结语 汤先生是否是哲学家，这并不是本文能够确论的，时间和历史最终会给出回答。当然，在汤先生看来，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然是不能划等号的。

第二，论证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是体用如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是即体即用，此可谓为和谐统一观念。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汤先生对整体哲学的追求，也能看到他的顾虑：完整自洽的体系的封闭性，有可能导向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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